元代的丧葬风俗
发布时间：2022-04-08 12:37 浏览：次
元代的丧葬风俗
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的。蒙古族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，分成许多部落。13世纪初，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统一各部，建立了政权。至元八年(1271年)，世祖忽必烈定国号为元，建都大都(今北京)，随后灭南宋，统一全国。
元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，虽然推行汉化政策,但态度并不积极，汉化程度不深，蒙古人自始至终未能摆脱其游牧民族的本色。典章制度虽仿照汉唐，但大量掺杂着蒙古旧俗残余。丧葬更没有统一的礼制各色人户(忽必烈把全国人分为四等，即蒙古人、色目人、汉人、南人)各依旧俗行事。蒙古统治者甚至禁止仿效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。
蒙古族流行隐葬方式，即葬后不留形迹。这种埋葬风俗，大概是和魏晋时期北方民族的潜葬一脉相承的，即使是帝王，也不采用汉族的陵寝制度。从太祖成吉思汗起，元朝的十几个皇帝，死后大都葬在漠北起辇谷(在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)。现坐落在内蒙鄂尔多斯草原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，是一座衣冠冢。蒙古帝王无论死在什么地方，哪怕是百天路程之外，也要把灵柩送到起辇谷埋葬。葬后不筑坟丘“以万马践踏踩平。来岁春草既生，则移帐散去，弥望平衍，人莫知之。”吉思汗葬后，还特意在葬地广种树木，成为密林，更无法知道埋葬的具体方位。这种不留形迹的葬法，目的可能是防止被人盗掘。所以，运送灵非常保密，要把途中所遇到的人杀死。据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记载:在把君主的灵柩运往阿尔泰山的途中，护送灵柩的人要把沿途遇到的一切人杀死，并对他们说:“请你离开凡间到阴间去吧!去服侍你们已经驾崩的领主吧!”例如书中记载在运送宪宗蒙哥的灵柩时，护送灵柩的骑兵就曾将途中遇见的2000多人全杀掉了。
蒙古习俗，当帝后病危时，则由寝宫移居于毡房，死后在毡房成殓。棺材用楠木制作，制作方法是将一根粗大圆木从中间纵向破开，刳成人体形，宽窄长短，仅能容身而已。合棺后，外表涂漆，再用4条金链箍紧。棺罩及灵车帐帘，皆为用金线织成纹饰的青边白毡。灵车启动后，由一名蒙古巫妇牵一匹骏马(称金灵马)在前引导。途中，每日用羊奠祭3次。挖墓坑时，将挖出的土块依次有序地排列，下棺后，再将土块依次填回去。因为不筑坟，剩下的土要运送到别处去。埋葬后，留送葬官3人，居住在离墓地5里之外，负责每天祭祀。3年后返回，此后，再无慕祭之礼了。
元朝没有统一的丧葬礼仪。塞外，特别是西北各汗国，仍遵照先祖旧俗。而在京城或内地做官的蒙古人，因受儒家学说和汉族丧礼的影响，往往仿效汉族传统丧礼行事。延祐七年(1320年)，仁宗死后，他的儿子英宗依汉族丧礼成服，夜间睡在地上，每天只喝一碗稀粥。蒙古族官吏无丁忧守制之礼，父母死后，仍照常任职。泰定年间甚至规定;蒙古人、色目人官当吏，如有仿效汉官丁忧守制者，“除其名”。但有人却不予理会，凡遇亲丧，自行离任守制。为此，天顺帝
诏令:“官吏丁忧依本俗，蒙古、色目人仿效汉人者，不用部议，其愿丁父母忧者，听然。”从此以后，才将官吏丁忧守制列人典制，但也不十分重视，官吏丁忧守制期间，经常被夺情起复。
一般蒙古人流行浅埋。病危时，在帐幕(蒙古包)前立一杆长矛，上面以黑毡缠绕，表示凶祸将到，外人不得进入帐内。临终之时，和汉族亲属必须守在身旁目睹断气的习俗相反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要离开帐幕，如目睹气绝，则被认为是晦气，一年之内都不准进入首领的帐幕。埋葬一般不用棺材，秘密地择地而埋。有身份的人，常常先在墓坑内放置一顶小型帐幕，使死者端坐在帐幕中央，面前摆设食品。埋葬时，还往往随葬马匹，一般是一匹母马带一匹马驹，以及一四配鞍的公马及弓矢器具。
埋葬以后，还要举行“火净”仪式，清除晦气。一般是点燃两堆篝火，火堆旁立两杆长矛，两矛之间系一根绳子，绳子上缀一些布片。死者的家属、亲朋以及所有参加送葬活动的人，甚至还有牲畜、帐幕等，都要在缀有布片的绳子下通过。同时，还有两名巫师分别站在火堆旁，向火堆泼水，唱丧歌。
汉人的丧葬，基本上仍沿袭传统礼俗，但不像唐宋时那样讲究，各行其是的现象比较突出。如果以传统的懦家丧礼来衡量，违礼现象相当普遍，以致引起许多人的忧虑。有人批评说:近年来风俗日薄，父母之丧，尚未殡殓，便吃肉喝酒，无所顾忌;送葬管歌舞，大摆宴席，不醉不已。死者尸骨未寒便享乐如此，天理何在!后来，明太祖朱元璋也批评说:“元代旧俗，凡有丧葬，设宴会亲友，作乐娱尸，惟较酒肴厚薄，全无哀戚之情。”
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，元代墓葬与以前的唐宋和以后的明清相比，似乎呈马鞍形，规格较低，表现出相对的薄葬风气。在已发掘的元代墓葬中，除相当数量的火葬墓之外，主要是土坑墓和砖室墓。就砖室墓来说，绝大多数是单室墓，唐宋时期的那种多室、双室墓已很少见到。至于少数双室并列墓，如在安徽安庆发现的大德年间的范文虎墓、江苏吴县发现的吕师孟墓、山东邹县发现的至正年间的李裕庵墓等，都是夫妻同坟异墓，与以往的单人双室、多室墓不同，还有个别仿木建筑的壁画墓，主要发现于山西南部。但仿木建筑部分非常简单，有的是属于示意性的。壁画墓的壁画内容单调，主要为“夫妇开宴”、“十二孝子”以及其他日常生活题材，以往那种壮观的大驾卤簿、车马出行，以及庞大的乐舞场面已不复见到。这表明以往流行的壁画墓，至元代已处于没落时期。
元代，北方流行石棺(不包括火葬墓)，南方流行木棺，且木棺的防腐措施比宋代更有所发展。宋代主要是用松香填塞棺缝，元代又增加了石灰、木炭等物。如安庆范文虎夫妇墓，棺柩内外均用松香、石灰和糯米汁灌实;吴县吕师孟墓，在棺柩周围填满木炭、石灰;无锡钱裕夫妇墓，棺下铺松香;邹县李裕庵墓, 棺柩周围填石灰、灌米汁。由于有较好的护棺措施所以，这类墓葬不仅棺柩、衣物和随葬物品尚存，有的尸体也保存完好。如邹县李裕庵夫妇墓，发掘时男尸保存完好，头戴褐色素绸风帽，身穿6件长袍，下身穿丝绵裤;女尸不存，只留下许多丝织衣物。在苏州发现的吴王张士诚之母曹氏墓，由于棺柩周围填满了石灰，尸体也保存完好，大量随葬物品也存留下来随葬物品除丝织衣物、金冠、玉带、银奁、银镜架之外，还有两套象牙制成的哀册。每套40条，4条为一
版，册文阴刻填金，首尾两版刻龙凤纹。这种比较奢侈的墓葬，在迄今所发现的元代墓葬中是很少见到的。
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的。蒙古族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，分成许多部落。13世纪初，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统一各部，建立了政权。至元八年(1271年)，世祖忽必烈定国号为元，建都大都(今北京)，随后灭南宋，统一全国。
元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，虽然推行汉化政策,但态度并不积极，汉化程度不深，蒙古人自始至终未能摆脱其游牧民族的本色。典章制度虽仿照汉唐，但大量掺杂着蒙古旧俗残余。丧葬更没有统一的礼制各色人户(忽必烈把全国人分为四等，即蒙古人、色目人、汉人、南人)各依旧俗行事。蒙古统治者甚至禁止仿效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。
蒙古族流行隐葬方式，即葬后不留形迹。这种埋葬风俗，大概是和魏晋时期北方民族的潜葬一脉相承的，即使是帝王，也不采用汉族的陵寝制度。从太祖成吉思汗起，元朝的十几个皇帝，死后大都葬在漠北起辇谷(在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)。现坐落在内蒙鄂尔多斯草原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，是一座衣冠冢。蒙古帝王无论死在什么地方，哪怕是百天路程之外，也要把灵柩送到起辇谷埋葬。葬后不筑坟丘“以万马践踏踩平。来岁春草既生，则移帐散去，弥望平衍，人莫知之。”吉思汗葬后，还特意在葬地广种树木，成为密林，更无法知道埋葬的具体方位。这种不留形迹的葬法，目的可能是防止被人盗掘。所以，运送灵非常保密，要把途中所遇到的人杀死。据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记载:在把君主的灵柩运往阿尔泰山的途中，护送灵柩的人要把沿途遇到的一切人杀死，并对他们说:“请你离开凡间到阴间去吧!去服侍你们已经驾崩的领主吧!”例如书中记载在运送宪宗蒙哥的灵柩时，护送灵柩的骑兵就曾将途中遇见的2000多人全杀掉了。
蒙古习俗，当帝后病危时，则由寝宫移居于毡房，死后在毡房成殓。棺材用楠木制作，制作方法是将一根粗大圆木从中间纵向破开，刳成人体形，宽窄长短，仅能容身而已。合棺后，外表涂漆，再用4条金链箍紧。棺罩及灵车帐帘，皆为用金线织成纹饰的青边白毡。灵车启动后，由一名蒙古巫妇牵一匹骏马(称金灵马)在前引导。途中，每日用羊奠祭3次。挖墓坑时，将挖出的土块依次有序地排列，下棺后，再将土块依次填回去。因为不筑坟，剩下的土要运送到别处去。埋葬后，留送葬官3人，居住在离墓地5里之外，负责每天祭祀。3年后返回，此后，再无慕祭之礼了。
元朝没有统一的丧葬礼仪。塞外，特别是西北各汗国，仍遵照先祖旧俗。而在京城或内地做官的蒙古人，因受儒家学说和汉族丧礼的影响，往往仿效汉族传统丧礼行事。延祐七年(1320年)，仁宗死后，他的儿子英宗依汉族丧礼成服，夜间睡在地上，每天只喝一碗稀粥。蒙古族官吏无丁忧守制之礼，父母死后，仍照常任职。泰定年间甚至规定;蒙古人、色目人官当吏，如有仿效汉官丁忧守制者，“除其名”。但有人却不予理会，凡遇亲丧，自行离任守制。为此，天顺帝
诏令:“官吏丁忧依本俗，蒙古、色目人仿效汉人者，不用部议，其愿丁父母忧者，听然。”从此以后，才将官吏丁忧守制列人典制，但也不十分重视，官吏丁忧守制期间，经常被夺情起复。
一般蒙古人流行浅埋。病危时，在帐幕(蒙古包)前立一杆长矛，上面以黑毡缠绕，表示凶祸将到，外人不得进入帐内。临终之时，和汉族亲属必须守在身旁目睹断气的习俗相反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要离开帐幕，如目睹气绝，则被认为是晦气，一年之内都不准进入首领的帐幕。埋葬一般不用棺材，秘密地择地而埋。有身份的人，常常先在墓坑内放置一顶小型帐幕，使死者端坐在帐幕中央，面前摆设食品。埋葬时，还往往随葬马匹，一般是一匹母马带一匹马驹，以及一四配鞍的公马及弓矢器具。
埋葬以后，还要举行“火净”仪式，清除晦气。一般是点燃两堆篝火，火堆旁立两杆长矛，两矛之间系一根绳子，绳子上缀一些布片。死者的家属、亲朋以及所有参加送葬活动的人，甚至还有牲畜、帐幕等，都要在缀有布片的绳子下通过。同时，还有两名巫师分别站在火堆旁，向火堆泼水，唱丧歌。
汉人的丧葬，基本上仍沿袭传统礼俗，但不像唐宋时那样讲究，各行其是的现象比较突出。如果以传统的懦家丧礼来衡量，违礼现象相当普遍，以致引起许多人的忧虑。有人批评说:近年来风俗日薄，父母之丧，尚未殡殓，便吃肉喝酒，无所顾忌;送葬管歌舞，大摆宴席，不醉不已。死者尸骨未寒便享乐如此，天理何在!后来，明太祖朱元璋也批评说:“元代旧俗，凡有丧葬，设宴会亲友，作乐娱尸，惟较酒肴厚薄，全无哀戚之情。”
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，元代墓葬与以前的唐宋和以后的明清相比，似乎呈马鞍形，规格较低，表现出相对的薄葬风气。在已发掘的元代墓葬中，除相当数量的火葬墓之外，主要是土坑墓和砖室墓。就砖室墓来说，绝大多数是单室墓，唐宋时期的那种多室、双室墓已很少见到。至于少数双室并列墓，如在安徽安庆发现的大德年间的范文虎墓、江苏吴县发现的吕师孟墓、山东邹县发现的至正年间的李裕庵墓等，都是夫妻同坟异墓，与以往的单人双室、多室墓不同，还有个别仿木建筑的壁画墓，主要发现于山西南部。但仿木建筑部分非常简单，有的是属于示意性的。壁画墓的壁画内容单调，主要为“夫妇开宴”、“十二孝子”以及其他日常生活题材，以往那种壮观的大驾卤簿、车马出行，以及庞大的乐舞场面已不复见到。这表明以往流行的壁画墓，至元代已处于没落时期。
元代，北方流行石棺(不包括火葬墓)，南方流行木棺，且木棺的防腐措施比宋代更有所发展。宋代主要是用松香填塞棺缝，元代又增加了石灰、木炭等物。如安庆范文虎夫妇墓，棺柩内外均用松香、石灰和糯米汁灌实;吴县吕师孟墓，在棺柩周围填满木炭、石灰;无锡钱裕夫妇墓，棺下铺松香;邹县李裕庵墓, 棺柩周围填石灰、灌米汁。由于有较好的护棺措施所以，这类墓葬不仅棺柩、衣物和随葬物品尚存，有的尸体也保存完好。如邹县李裕庵夫妇墓，发掘时男尸保存完好，头戴褐色素绸风帽，身穿6件长袍，下身穿丝绵裤;女尸不存，只留下许多丝织衣物。在苏州发现的吴王张士诚之母曹氏墓，由于棺柩周围填满了石灰，尸体也保存完好，大量随葬物品也存留下来随葬物品除丝织衣物、金冠、玉带、银奁、银镜架之外，还有两套象牙制成的哀册。每套40条，4条为一
版，册文阴刻填金，首尾两版刻龙凤纹。这种比较奢侈的墓葬，在迄今所发现的元代墓葬中是很少见到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