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代薄葬思想的发展
事物总是相辅相成的。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厚葬高峰期之一。但随着厚葬风气的盛行，薄葬思想和反对厚葬的斗争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，出现了一大批薄葬论者和反对厚葬的勇士，如杨王孙、王充、王符赵咨等。
杨王孙是西汉著名的“裸葬论”者。他自幼“学黄老之术”，受先秦道家“轻死乐终”思想的影响较深。他认为，有生就有死，死是生命的终结，生死变化是自然现象;人死以后，尸体要回到自然中去，化为泥土，这是不能改变的规律;而实行厚葬，层层殓衣把尸体裹得严严的，口含玉石，装在层层套合的棺椁里，尸体欲化不得，变成枯蜡，千百年后，椁腐朽，才得以归土，这不是有意阻碍回归自然吗?因此，他认为裸葬最合乎情理。他不仅这样认为，而且身体力行。他虽然“家业千金”，却坚持实行裸葬。他留下遗嘱:死后用布袋装尸，人地七尺。尸体放人墓坟后，将布袋由足部脱下来，光着身子埋在土坑里，以求早日回归自然。他的儿子于心不忍，请父亲的好友祁侯相劝，杨王孙回答说:厚葬对死者没有任何意义，而俗人竞相厚葬，互相攀比，使财宝烂在地下，岂不可惜?或是今日葬，而明日就可能被盗掘，这与暴尸荒野又有什么不同?他又说:“吾是以裸葬，将以矫世也。”意思是他之所以要坚持实行裸葬，目的是为了改变厚葬风俗。杨王孙的这一行动，对后世颇有影响。
王充是东汉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。他的薄葬思想，是以无神论为基础的，所以有较大的进步意义。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武器，同时利用当时的医学成就和实际生活事例，写了《论死》、《死伪》、《道虚》、《辨祟》、《薄葬》等一系列文章，批判“人死为鬼，有知，能害人”的鬼神迷信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“人死不为鬼，无知，不能害人”的无神论观点，从而否定了厚葬的理论依据。他说:“人所以生者，精气也，死而精气灭。能为精气者，心脉也，人死血脉竭，竭而精气灭，灭而形体朽，朽而成灰土，何用为鬼。”意思是:人所以能够活着，是因为形体上有精气，人死，是精气离开形体回到自然中去了;能保留精气的东西是血脉，而人死后，血脉便枯竭了，血脉枯竭便留不住精气。精气离开形体，形体便腐朽，变成灰土，怎么能变成鬼呢?王充还对社会上流传的有关人死变鬼、鬼能害人的迷信传说逐个进行批驳。他认为，不彻底批倒“人死后变鬼、有知觉、能害人”的谬论，厚葬风气就不会停止，最后会使国家走上危亡的道路。
王符是东汉后期的进步思想家。他目睹当时贵族官僚治丧时的奢侈行为，无比愤慨。他和王充不同的是，主要不是从理论上分析批判，而是对厚葬的事实和危害进行无情揭露、猛烈抨击。他说:京师贵戚郡县豪吏，父母在时，不尽心奉养，却死后崇丧;或金缕玉衣，或糯梓棺椁，建造大墓，多埋珍宝;宠臣大吏，州郡世家，每有丧葬，所属官吏大批地送礼或车马，或金银;丧家大宴宾客，竞相华观。又说制作棺椁的糯梓木材，出在极远的深山穷谷，不仅难以寻找，砍伐也很困难。弄到木材后，要水陆交替，千里迢迢，数月才能运到。工匠雕制，费时费工。制成一棺，往往“功将千万”。棺材重达万斤，埋葬费力，“费功伤农，可为痛心”。他严厉批评这种厚葬风气败坏社会道德风尚。他说:养生顺志才称得上是孝，而今人却“约生待终”，父母在的时候，让他们节衣缩食，死后，以厚葬“言孝”，以摆排场“求名”。他还尖锐地指出:厚葬风气的盛行，完全是帝王权贵引起的。他呼吁最高统治者能“正丧仪以率群下”，带头改变这种恶劣风气。如不移风易俗，听任厚葬风气盛行，国家必有灭亡的危险。
赵咨是东汉后期的地方官吏，延熹年间(158~167)煌太守。他为官清廉，反对奢华，对丧葬也有独到见解。他说:有生必有死，这是“天地之常期，自然之至数”，是不可抗拒的规律。所以，通情达理之人，视“生死为朝夕”;人死以后“还合粪土，土为弃物，岂有性情，而欲制其厚薄”。他批评厚葬是“淫邪”行为:使“玩好穷于粪土，伎巧费于窀岁(音zhūnxī，墓坑)”;“违礼之本，事礼之末，务礼之华，弃礼之实”。他认为倾家荡产以求厚葬，丢弃奉养而求送终，这是不符合圣人之礼的。临终前，他遗言死后薄葬，殓以时服素棺，平地无坟，欲求速朽。儿子赵胤谨遵父命，一切从俭。时人均称赵咨“明达”。